在地震时，也有很多人嘲笑我说，你说这些话有什么用，你做这些事有什么用，世事如此，蚍蜉难撼。但是不可以如此想，正如做人不能只求心安。有多少心，尽多少力。积少成多，滴水石穿。我常常跟别人说，最大的善，就是给后代们留下一个更好的世界生活。

ZT：向艾未未致敬,向发稿记者致敬!!
引用地址：http://www.xici.net/b6775/d88024058.htm   
 
   
     12769834  子衿0919 发表于：09-04-05 23:23  
我只是不愿意再被嘲笑罢了

离“5.12”周年纪念日还有60天的时候，艺术家艾未未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68份名单，这里面有1579名地震遇难学生的姓名、年龄、学校、班级，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又开始陆续上传“遇难学生名单补充”，期间一些名单被删除，他写下一句：“是什么人，为什么缺德呢？”重新上传。

暂时不再有删贴，截至3月22日，统计出来“有名有姓”的遇难学生总数是 1936人，他希望在一周年到来之前让这个民间发布的名单尽量完整，“我们可以回避这些血和肉，这些声音，这些气味吗？”

“地震一下子把我打懵了，大概有10天时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”十几天以后，艾未未去了四川，到了除北川几乎所有重灾区，“回来以后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，这个事情太大了。”

2008年年终，他开始准备2009年年底在慕尼黑的一个展览。“我想做一个跟死亡有关的作品”，这时他想起了在灾区看到的书包文具，“遍地都是，我想知道，是谁用了这些书包，他们叫什么名字。”

但官方并无遇难学生的名单统计，“按照我们自己的判断，应该是民政部门负责这件事，”艾未未工作室的刘耀华说。于是第一通询问电话拨往四川省民政厅，“感觉他们并不知道是谁负责，让我们去问公安厅，公安厅又说归民政厅……”

从省、市依次往下，电话咨询无不令人失望。“其实我们希望他们说，好，你们不用来了，这个事情交给我们吧，”艾未未说，“在过去的300多天里，他们一直有这个机会，但是他们没有用。”

到3月13日，艾未未觉得有必要重新拨打这些电话，并一一录音，“我们希望别人知道我们是做过这些事情的。否则有人会说，你为什么给政府出难题啊？为什么不通过政府来做啊？”

在这一天里，艾未未和他的同事总共打了150个电话，他们把部分电话录音整理出来，挂在博客上。一个拨往某重灾县维稳小组组长的电话被记录如下：

“我们刚才的电话还没讲完你就挂掉了。”

“你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呀？你们有什么目的呀？”

“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呀。”

“没有目的干嘛关心呀？”

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关心，这是中国人的事情呀。”

“我也是中国人呀！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特务呢？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间谍，怎么办？”

……

“既然我们政府部门已经公布了，那就可以了，你还要问，我就怀疑了，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呀！”

“我们都在维护国家利益呀！但是国家也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呀。”

“是，那就是政府的事了，你不需要管这个事。”

“我们是公民呀，我们想要求你们负起责任来呀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负责？你凭什么这样说？你有必要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吗？”

“这不是难听不难听的事，这是事实呀！”

“你说是事实？我直接就怀疑你就是美国方面派来的女特务！”

“国家秘密”、“国家纪律”和“个人隐私”是拒绝提供名单的三大理由，也有较为“老实”的回答：“我们没有权力向外提供”，或者，“这涉及到社会的稳定”。150个电话，只有一位学校的校长真正回答了问题，他们学校有两位学生在地震中遇难。

有网友在这些问与答下面跟贴，说怎么读着这么像荒诞小说？艾未未说，“正是这很多问题，我们叫做文化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。”

被怀疑为“美国女特务”的赵颖是艾未未的同事，在拨打电话中，她最常被问及的问题是“你是什么单位？你想干嘛？”

“当我们回答是个人时，有人就在电话那边冷笑，”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睁大眼睛，强调了一遍：他们在冷笑！这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，在另一通电话里，她问对方：他们（遇难学生）是我们的同胞呀！对方反问：是呀，是我们的同胞，关你们什么事？

当然，多数回答者并不这般“理直气壮”，他们乐于提供其他部门、小组的电话，“基本上，就在民政、公安、教育这三大部门兜圈子，”赵颖说。一个非典型皮球的传递过程如下：宣传部——救济救灾科——基教科——德育科——维稳组——宣传部。

而一位接到过询问电话的当地工作人员对《纽约时报》记者说：“（艾未未或者他的同事）简直是个疯子，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问问题……”

遇难学生名单统计是一项庞大的工程，起点是谷歌、百度提供的无数链接，和这些链接里面的更多链接。

刘耀华和赵颖笑称自己的工作是“全手工”：搜索类似“汶川地震遇难学生”之类的关键词，然后挨个点开所有的文章，记录下相关的名字和资料。就这样他们搜集到了700多个遇难学生的名字，“只能靠眼睛，所以尽管我们筛查了两遍，还是不断地发现错误，包括重复的，名字写错的。”刘耀华说。

好在他们并不孤单。在公布的遇难学生名单中，有338位附有家长的电话或者手机号码，一个高中男孩的母亲在3月15日看到艾未未博客后，每天给这些手机号码发送问候短信，“我是一个没有用没有本事的人，这样做是太心疼这些孩子了，”她给艾未未写电子邮件，告知他们短信回馈的结果，纠正他们弄错的名字。

更多的人发信询问“我可以做些什么”并留下自己的电话，有建筑师、有家庭主妇、有商人、有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，还有一位人在通州的“80后农民工”，他们中的很多是人在外地的四川人。

赵颖准备分头联系他们，工作室按照新闻报道和网上的种种说法，筛选出四川省受灾最严重的79所学校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工作室招募的志愿调查员将在近日出发。

在确定学校名单的过程中还有一小段插曲。赵颖给四川省教育厅打电话，希望对方能提供四川省境内所有学校的名单，得到的回答是“网上有”，于是他们登录教育厅官网，查询到389所学校的名字，“四川的大中小学总共只有389所？你信吗？”刘耀华说。

“长期以来，那些年长的人告诉我们，不要管这个事情，改不了的，”艾未未说，“但现在已经开始变化了，有人会说，让我们做一点什么。网络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技术手段，这是没有办法挡住的，为什么我们不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呢？”

在艾未未看来，公开和透明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基本手段，“不然，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”。基于这样的认知，他决定招募大批志愿者来参与这个调查。

“因为一个人参与很容易被威胁、被限制住，我们会有50个人，他们限制的话，我们会有200个人、会有1000个人，这时候他们会想一想，你这样限制是否有可能……如果他们够聪明，他们不会把一个很小的调查变成13亿的人的调查，但是，看吧，看看他们有多聪明，我没法高估他们的智商。”

事实上，艾未未工作室的两位同事，已于春节前先行出发，在四川灾区走访了一个半月，带回来超过800名遇难学生的资料和80多个小时的录像带。

抚摸一个被认为已经“痊愈”的地方是困难的，有的家长不愿再提过去的痛苦，有人则两手一摊：有什么用呢？记者来过了好几拨，也没有看到报道，还有些家长则是面临种种现实的压力，不敢受访。

受灾城市的民情也有不同，在成都以北的一个城市里，他们说服了一位家长接受“不现身”的采访。然而在对话中，镜头还是不小心扫过了他的衣角，在回看录像时，这位家长坚决地要求他们删掉这一段，“他们会从衣服认出我来的！”

在另一个城市，二十几个遇难学生的家长（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妇女）在拘捕令上签了字后得以回家，在此之前，她们因为聚在一起研究学校建筑的质量问题而被人认为“煽动……”，“她们都是30多岁的女的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请问她们能闹什么事呢？”一位工作室的同事说。

在一些地方，他们被好心的家长警告：小心一点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——不论你是外国记者，还是央视记者。他曾经因为场记单的险些遗失而吓出一身冷汗，等找到时，场记单已被人动过，“那以后我们的场记单就只用一张纸，即便没有了，也只不会丢失所有的学生名单。”

比害怕更普遍的情绪是认命。他们用的是“笨办法”，“我们不选取家庭，只要有遇难学生的，就通过家长间的介绍一路访问下去”，而访问之中，他每每惊叹于被采访者的忍耐，这让他感到格外的悲凉。

“为什么我们要寻找学生？因为他们遇难得最为集中，因为他们教学楼旁边的房子没倒，”他说，“你想想，这是整整一代人啊，怎可以一笔带过？”

地震中倒塌的校舍多为中小学，以入学年龄论，遇难学生绝大部分出生于1990—2000年之间，这是一个失掉的十年。

在什邡市洛水镇李冰村，他看到了洛水中学学生的墓地，政府所立的墓碑上，刻有100多位遇难者的名字——这是他所见唯一的一次。

艾未未有时候会翻一翻那些照片，看看那些砖头下面的孩子们，然后感叹当初的痛苦和激动怎么这么快就被淡漠和遗忘取代。“其实他们就是我们，我们就在下面。这些孩子永远不会去想这个房子的质量有问题，不会去想这里面有没有放进水泥。但我们知道这个事以后，如果不出来说点话，那么你认为我们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还不得被笑死啊？我想我就是不愿意再被嘲笑罢了。”

他说自己很少运用语言的策略，但直白如他，却“从没喝过纳税人的茶”，他承认，艺术家身份使得自己不容易被扣上一些帽子——在中国，它们常常被用作打击批评者的武器。“我是做艺术的，我做的所有东西都和艺术有关。艺术是一种有效的处理问题的方式，而在这个原则下，最直接最正面的处理就是最有效的…… 这次行动中的艺术性在哪里？就是你搭了一个框架，在这个框架里，人的想象力和人的情感，发生了变化。”

临告别时，艾未未正在摆弄自己的手机，日本《产经新闻》记者打电话过来要采访此事，但电话两次莫名其妙地断掉了。

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杨潇发自北京